被当事人撕成碎片的结婚证。
有些当事人上交的结婚证，被撕扯得惨不忍睹，用透明胶勉强粘贴在一起。看着一道道撕痕，不知道这张小小的证书曾经见证了怎样惊心动魄的冲突，完全可以想象双方真的把对于婚姻的愤怒、怨恨乃至绝望都发泄在了这张无辜的证件上了
法院的案件总是以滞后而又略显极端的方式反映社会现实。庭审时，男方作为被告，一方面承认确实因为工作繁忙不能经常陪伴在女方身边，另一方面也辩解说他是有顾家之心的，已经尽可能多地返回天津来陪伴原告。说到激动时，男方当场拿出三摞自己近几年往返京津两地时购买的火车票，以证明自己这些年奔波不易
文、图丨成永哲
责任编辑丨尹丽
作为一名在家事审判庭工作的法官，我从年至今审理了数百件离婚案件，几乎天天和结婚证打交道。渐渐地，我对于结婚证等家事审判素材有了特别的兴趣，于是开始收集这些素材。
时间长了，同事们都知道了我的这一爱好。前不久，有位同事调离了法院，临别时，她送给我一份特别的礼物——两个用来装结婚证的盒子。
这两个盒子是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上交结婚证时一并交给法庭的，制作精美，保存完好。我连声表示感谢，专门找了个铁盒将它们放置起来。
一个专门用于放置结婚证的盒子。
诉讼离婚后，结婚证去哪儿了
一些人可能不理解：当事人为什么要上交结婚证？
家事法官审理离婚案件时，如果确定原、被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或者判决离婚时，会要求双方上交结婚证的原件。毕竟结婚证是用来证明夫妻关系的，双方通过诉讼解除夫妻关系时，法院会要求双方上交结婚证以防他用。据我所知，很多当事人事先都不知道这一要求。
有一天，法院开庭审理一件离婚纠纷案，尽管女方对男方的意见颇大，但庭审过程还算顺利，男女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庭审结束后，女方和我有这样一段对话——
女方：“请问，（作为证据的）结婚证原件会还给我吗？”
我：“不还了。”
女方：“是作废了吗？”
我：“是的，法院会销毁。”
女方走过来问：“我自己撕可以吗？”
我忙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们自己来。”
可以想见，如果不是法院要求上交结婚证，女方可能早已将其撕成碎片泄愤。
当然，法院处理结婚证并不是一撕了之，而是会把内页撕下来贴在纸上然后放到卷里，封皮是不入卷的。所以，许多法官助理的抽屉里都会有一大摞结婚证的封皮。要是将其悉数摆到地上，倒还真有一地“结婚证”的效果。我收集的结婚证，大多就是这样没有内页信息的证件。
但有时侯，结婚证即使上交了，离婚案还有变数。
有一回，我审理一件离婚纠纷案，因为双方符合法定离婚条件，于是准备判决离婚了。第一次开庭时，法庭就把双方的结婚证都收了上来。
当时，因为案子涉及的财产较多，还需再次开庭。而我的助理干活很利索，觉得反正这回肯定会判决离婚，于是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便把结婚证内页撕下来粘贴好放进了案卷。
没想到，第二次开庭时，双方当事人都表示名下的房屋很快就要被征收了，想等征收工作结束后再离婚，一致要求撤诉。尴尬不已的我们只好把残破的结婚证退给当事人，还好当事人也没太大意见。这件案子之后，我充分吸取教训，一再叮嘱助理没下判决前不许动结婚证。
一些有经验的当事人和律师也会通过“主审法官庭审中是否要求双方上交结婚证原件”来预估案件的判决结果——要求上交的，往往会判决离婚，否则一般会驳回原告要求离婚的诉讼请求。
虽然结婚证是婚姻关系的有力证明，但并非每一对夫妻都会将其好好保管。有的夫妻起诉离婚时，已经无法提供结婚证原件：有的是年代久远，搬了几次家就找不到了；有的是因为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气之下就把结婚证撕毁了。
有些当事人上交的结婚证，被撕扯得惨不忍睹，用透明胶勉强粘贴在一起。看着一道道撕痕，不知道这张小小的证书曾经见证了怎样惊心动魄的冲突，完全可以想象双方真的把对于婚姻的愤怒、怨恨乃至绝望都发泄在了这张无辜的证件上了。
也有当事人上交结婚证时，异常地恋恋不舍，询问是否能够保留结婚证作为纪念。没有得到允许后，还有人特意拍照留念。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虽然婚姻关系解除了，但是感情依旧让一些人觉得值得留恋和回忆。
一纸结婚证，看似不起眼，实则包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和强烈的文化氛围。
全国统一样式的结婚证。
家事法官审理家事案件时，当事人的年龄跨度往往很大。以我年审理的件离婚案件为例，在这些离婚案件的名当事人中，“80后”名，占比55.9%；“70后”54名，占比23%；“60后”23名，占比9.8%；“50后”14名,占比5.9%；“90后”8名，占比3.4%；“40后”3名，占比1.2%；“30后”1名，占比0.4%。
而从上交的结婚证来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结婚证样式并不统一，由各地自行设计，因此各具特色。
一张印有双凤图样的结婚证。
前不久，一位同事拿着一本离婚诉讼的案卷和我讨论，我翻看证据时看到了双方上交的结婚证。只一眼，我就笑着说：“原、被告应该是‘文革’前结婚的吧？”
同事问：“何以见得？”
我说：“你看这张结婚证，有国旗和党徽作为装饰，是改革开放之前常见的样式，但又没有毛主席语录，所以我猜是‘文革’之前。”
同事笑着说：”确实是这样，双方是年结婚的。“
颁发于年的一张结婚证。
我见过一些当事人上交的上世纪80年代的结婚证，应该是当地设计制作的，大红封皮，印着龙凤呈祥的图案，既传统又喜庆。结婚照虽然是在照相馆拍摄的黑白照片，但人物面部显得很有立体感，精神焕发。
一张印有龙凤呈祥图案的结婚证。
一些放置结婚证的盒子做得也很漂亮，有的还有海绵内衬，拿到手觉得像一件艺术品似的。我有时暗想，如若自己是当事人，也会不舍得交上去。
现在的结婚证是全国统一样式，封皮是暗红色的，不再有祝福的文字和喜庆的图案。而且看了这么多结婚照，我感觉婚姻登记部门的摄影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为拍出来的照片人物普遍神态拘谨，少有让人印象深刻的。我认为，相比过去，结婚证从内到外显得公式化，甚至有一点冷冰冰的感觉。
因此，我希望现在的结婚证能够在色彩、图案、文字等方面进行全方面的调整。毕竟结婚证不只是用来证明婚姻关系的，它寄托着当事人对于婚姻生活的感情。
一个专门放置结婚证盒子的顶面（左）和内里（右）。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家庭观念非常强的国度，结婚证理应更加富有艺术气息和人文精神。在这轮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与国之间的物资捐赠时都借由包装上的赠言体现双方的文化、历史和感情。捐赠的物资尚且如此，更何况人们的结婚证呢？
三摞火车票，见证越来越多的两地婚姻
除了结婚证，还有一些家事审判素材让我印象深刻。比如，京津城际列车的车票。
如今，高铁已经是中国的一张国家名片。而最早的高速铁路，则是年开通的京津城际铁路。这条铁路开通后，京津两地同城效应日益明显，出现了很多“京津夫妻”。所谓“京津夫妻”，就是一方在北京工作、一方在天津工作的夫妻，仅我工作的的法院，就有四、五对“京津夫妻”。
法院的案件总是以滞后而又略显极端的方式反映社会现实。随着“京津夫妻”的增多，涉及“京津夫妻”的离婚案件也日渐增多。粗略算来，这几年我审理或是了解的该类案件大概有二十几件，其中一件印象非常深刻。
在这件离婚案件中，原告是女方，在天津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来法院起诉离婚，理由是男方长期在北京工作，对她的关心照顾不够。时间一长，她对婚姻越来越失望，于是要求离婚。
无论高铁带来的同城效应如何显著，“京津夫妻”应当多是两地分居的。这不可避免地会给夫妻双方带来困扰。庭审时，男方作为被告，一方面承认确实因为工作繁忙不能经常陪伴在女方身边，另一方面也辩解说他是有顾家之心的，已经尽可能多地返回天津来陪伴原告。
说到激动时，男方当场拿出三摞自己近几年往返京津两地时购买的火车票，以证明自己这些年奔波不易。
一位当事人在庭审时出具的三摞火车票。
我以前也有过每天3个小时通勤的经历，看到这些车票确实感同身受。但非常遗憾的是，尽管做了很多劝解工作，女方仍旧坚持离婚，最后男方也忍痛同意离婚。
庭审结束后，男方表示这些车票不再作为证据提交，也不愿睹物思人，索性让我自行处理。我思考再三后，把这些车票保留了下来。
这些车票让我真切地感到：无论社会经济发展到哪个阶段，科学技术发达到何种水平，人们需要的依旧是心与心的交换、面对面的接触——这是任何财富和科技都无法完全取代的。
年，我所在的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作为全国家事审判改革试点法院，专门成立了家事审判庭。我于是成为了家事审判庭的第一批家事法官。
这些年来，虽然我收集到的家事审判素材还算不上十分丰富，但依然感到：这些素材不仅见证着个人的悲欢离合和时代的发展变迁，也折射出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内涵。
（作者系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民四庭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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