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左）看望宋恩荣先生。
学人小传
宋恩荣，年生，山西太原人，祖籍山西平遥，教育史学家，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的教育人物、日本侵华教育史、地方教育史志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研究。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年调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先后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史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教育科学第一、二、三届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和第二、三届“全国教育图书奖”评选委员会委员，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交流委员会理事长，中国教育学会理事，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台湾文化研究分会副会长，香港国际教育交流中心《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杂志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日本广岛大学教育学部客座研究员，海南省儋州农村社区大学顾问。主要著作有《晏阳初传》《梁漱溟年谱》；主编《晏阳初全集》《日本侵华教育全史》《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列研究》和“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丛书”等。
几次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当我介绍自己的工作单位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时，对方都会问：“认识宋恩荣老师吗？”
怎能不认识呢？年7月我到北京参加《陶行知全集》（川教版）编辑工作，经常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办公楼和图书馆里遇到一位中年人，他就是宋恩荣。因为他当时做晏阳初研究，加上陶行知与晏阳初的特殊关系，我们逐渐熟悉起来。年后，我跟宋恩荣在业务上的交往更多了，我主编《20世纪中国教育家画传》，他作为国内研究晏阳初的权威专家，十分乐意地参与编写了《晏阳初画传》。
征程
年7月7日，日本入侵华北，宋恩荣出生在山西省太原府（今太原市）医院。父亲是一名古董商，仗义疏财、乐善好施，不少人在他的资助下求学、立业，参军或参加革命。随着娘子关战役的失利，太原市民纷纷出走逃难，襁褓中的宋恩荣不得不由母亲带回到祖籍平遥县城。
年，宋恩荣随母亲重回太原，在西羊市小学插班上3年级。抗战胜利后，他转学到条件较好的校尉营小学就读，直至毕业，校长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的杨邦媛女士。父亲期望儿子从小懂得一点经营之道，所以安排上小学的宋恩荣卖报、卖香烟。于是，每天中午，宋恩荣都会批发张当日报纸，一路叫卖，一般半小时卖完。但后来的经历证明，宋恩荣一辈子没有经济头脑，常常吃亏上当。
年，宋恩荣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太原成成中学。成成中学创建于年9月，曾以“自力勤俭、师资雄厚、管理严格、教学精良”蜚声三晋。
年，大学减少招生人数，录取率仅为42%，成为年前中国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率最低的年份。宋恩荣恰恰参加了这次高考，更糟糕的是，考试时他突发急病，高烧40.5℃，但终因备考充分，并未感到太大难度，被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
此时的宋家因父亲遭遇不白之冤，家境衰落。宋恩荣上学的火车票钱一直没着落，母亲不得不在家中翻出一副当年从日本人手里收购的军用望远镜，换回20块钱，才解了燃眉之急。
宋恩荣便乘坐这趟来之不易的列车踏上了人生新征程。
大学期间，宋恩荣决心好好学习，希望将来有一番作为。不幸的是，从年进校到年毕业，政治风潮此起彼伏，正常的教学秩序难以维持，学校名称也由天津师范学院“跃进”为“天津师范大学”（与现在的天津师大无关），后再改为“河北大学”，校址几度搬迁。
不过，顾随先生等一批年资较高的老讲师、老教授的课程，还是让宋恩荣受益匪浅，他自己也乘机涉猎了不少中外名著。毕业时，他被分配到天津市计划委员会，但因希望能去考研究生，“难以安心本职”，被重新分配到天津市红桥区教育局所属的一所中学教书。
年12月，在中学教学岗位工作19年后，宋恩荣手持一张北京市崇文区教育局调令，到设在教育部大院红星楼二楼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人事处报到，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走上了自己心仪的研究之路。
探索
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后，宋恩荣被分配到教育史研究室，当时这里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新中国教育”，编撰新中国教育大事记。起初，宋恩荣只干一些临时被抓差的事情，其中包括搜集、整理编辑《陶行知教育文集》《杨贤江教育文集》等。
经过一段时间，已过不惑之年的宋恩荣逐渐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他先在位于和平门的图书馆翻阅馆藏资料，达半年之久，随后开始有计划地走访北京等地民国时期教育文化界名人，前后费时约两年。
彼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在开展民国大事记和民国人物传的项目，宋恩荣多次前去了解情况，也与更多学者有了密切交往。不久，教育史研究室又安排宋恩荣去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中青年清史研究班”进修。他的学术视野逐渐开阔，研究方向渐渐明晰，觉得“民国教育史”是一个很有开发价值且大有作为的研究领域。
后经所、室两级领导同意，宋恩荣开始试着做一些口述史方面的工作，他首先对梁漱溟先生进行了访问，接着访问了刚刚从台湾返回大陆的范寿康先生，还先后登门拜访了当时健在的诸多文化教育界名家，其中包括叶圣陶、夏衍、阳翰笙、周谷城、雷洁琼、胡絜青、陈鹤琴、楼适夷、高尔松、罗炳之（廷光）、李景汉、李一氓、吴亮平、廖体仁、吴觉农、曹刍、潘念之、常书鸿、陈志潜、堵述初、袁伯樵、李世材、魏永清、任宝祥等。
因为多是与文坛巨擘或学界耆宿“面对面”，所以这些“抢救性”的访谈为宋恩荣后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思考的基础。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宋恩荣决定聚焦目标，勇敢闯进当时尚属“禁区”的梁漱溟与晏阳初研究。
当时，有一件事引起了教育部领导的注意，即台湾大学图书馆馆长范寿康教授从台湾绕道美国与日本，返回大陆定居，立即受到邓小平的接见。范寿康来京不到一周，宋恩荣就去木樨地其住所进行了访问，并征得同意，答应为他选编一本《范寿康教育文集》。
这件事宋恩荣没有向单位领导请示，打算私下挤出时间自己做。由于时间没有保证，进度较慢，范寿康的儿子、哲学家范岱年与宋恩荣见面时询问进展情况。得知宋恩荣没有时间保障，范岱年就向范寿康的学生李锐反映，希望中央教科所能为宋恩荣做这件事“开绿灯”。
李锐知道后十分重视，随即写信给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希望中央教科所为宋恩荣创造条件，抓紧时间完成《范寿康教育文集》一书的选编。正是通过此事，中央教科所不再严格督察宋恩荣从事民国教育人物的研究了，无形中为他研究梁漱溟和晏阳初打开了一扇窗。
经过深入研究，宋恩荣认定梁漱溟是一位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国学人，是一位卓越睿智的思想家；晏阳初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致力于社会改革运动的教育家。当时，这样的认识大有冒犯之嫌。
从年3月起，宋恩荣前后访问梁漱溟七八次，并与他的两个儿子建立密切联系。他至今仍记得梁漱溟的“语出惊人”：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如何使中国融入世界性现代文明体系的问题，“完成社会改造的工程即教育”。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就是充分调动了教育力量，以推动社会的礼俗改革、生产改进、县政改革。应该指出的是，在那样一个政治混乱、阶级压迫深重、国家主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格局下，企图以教育的力量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理想化构想。
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梁漱溟确实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具有真情实感的爱国思想家。他一生从事人类基本问题的思考，而且从来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典。在任何高压下，他都秉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见解。
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评价梁漱溟这样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学术界的一项艰巨任务。在梁漱溟的支持下，宋恩荣选编出版了《梁漱溟教育文集》（包括《梁漱溟著作年谱》），于年出版。
梁漱溟晚年曾亲笔题写“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条幅送给宋恩荣。在为宋恩荣编辑的《梁漱溟教育文集》所写“著者序言”中，他写道：“世人以学者看待我，非我所愿接受。如其看我是自有其思想的人，而且是一生总本着自己的思想识见而积极行动的人，那便是最好不过了。如我在《人心与人生》中曾说明，唯圣人为能践行尽性。我一向意气承当，一生行事疵累多矣。自以为矫然不群，俯仰无愧，是病痛所在。”这些处世格言与自我评价为全面认识梁漱溟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参考。
年9月，晏阳初应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邀请，时隔35年后回国访问，引起社会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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